求学路上的孩子们。

“苑老师，山的那边是什么？”

“山的那边，还是山。”

“山的那边的那边呢？”

“山的那边的那边，还是山。”

“那再那边呢？”

“再那边啊，就是北京喽！”

“哇……”

退休以后，从年春季开始，我先后在北京两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年底，我离开北京，开启了我在贵州山区支教的历程。

在贵州，可以说农村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了。当你转过一座山，远远望去，如若看到耸立在山坳中迎风飘扬的国旗，那里一定是乡村学校。

现在的农村学校硬件设施都有了，如图书室、电脑教室、音乐教室，黑板也换成多媒体教学的那种了，称作“班班通”。全新的教学楼，全新的课桌椅，操场有的有塑胶跑道和人工草坪，和年发起“希望工程”那时候相比，农村学校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曾经在北京陪伴过被称作“流动儿童”的孩子们，现在我陪伴的是“留守儿童”，也就是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工友留在老家的孩子。父母和儿女长时间的分离，彼此思念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有一次，我在课堂上播放歌曲，一首《父亲》听哭了很多孩子。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快乐的，课间的操场上到处都是孩子们欢乐的笑声、蹦蹦跳跳的身影。

作为一名支教老师，当你真正走进、了解并陪伴他们，会发现山里的孩子就像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小草，弱小又坚强，他们是在特殊生存环境下自由成长的孩子，是散养在大山深处的“精灵”。

山外的世界，有他们的挂念和向往。山里的世界，作为一名支教老师，我能做的，除了教授知识，还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些他们内心最渴望的陪伴。他们叫我一声苑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父”，对没有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而言，有着更实在和沉甸甸的意义。

我为孩子们写过很多首诗，在这里，我摘用几句，通过我的视角，来说说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求学路。

我的童年在奶奶的背上长大

妹妹的童年在我的背上长大

我的童年是一幅忧郁的画

站在村口思念远方陌生的爸妈

初到贵州，我被分到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边阳镇油尖小学。罗甸县与广西接壤，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沿途的山平地突起，一个连着一个，很有特色。油尖小学犹如一块瑰宝，深藏在黔南山区。有近个孩子在这里上学，留守儿童占90%以上，住校生有多名。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黔南地区可耕种的土地更少，当地农民在只能种一棵苗的石缝里都种上了玉米。因为发展空间和条件有限，所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孩子就留下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有的甚至没有隔代长辈照看。

山里的小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若稍有雨露滋润，它们可能会开出花朵。同时，这些花朵又非常脆弱，它们会紧闭花瓣，或者在寂寞的角落里开在自己的春天。

有个小女孩双手溃烂得很严重，老师们看着很心疼。校长用一种软膏和另外一种药粉搅拌在一起，涂在孩子的患处，两三天就好了。女孩不善言谈，在一篇作文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我叫白芳，今年12岁了，我家住在交足，我的爱好是玩自行车，滑滑板，打羽毛球，我的好朋友叫梁国英。她对我可好了，我的手疼，我们来学校每一次都是她帮我洗脸，我的碗都是她帮我洗的。我希望我的手快点好，好了我就能洗脸洗碗了，那就不麻烦了，我的手好了我就快快乐乐地玩了。”

很多山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野蛮”地成长，没有照料，也没有陪伴。再比如陈罗娣，12岁以前，她跟随爸爸妈妈在外地生活。因为生活成本太高，她就和三个妹妹被留在老家，父母带着她两个弟弟外出打工。当时陈罗娣在油尖小学住校，三个妹妹在附近的学校住校。每到周五放学，她们姐妹一起回家。四姐妹没有长辈看护，完全靠自己生活。陈罗娣作为大姐，负责给妹妹做饭、洗衣服。父母在家中备有药品，孩子们生病的时候自己找药吃。因为没有直系亲属，爸爸妈妈在一个远房亲戚那里给孩子们留了钱，每人每周有10元的零花钱。

那年春节过后，陈罗娣的爸爸妈妈约上同村的几个老乡，趁着孩子们还在睡觉的时候，默默地看着熟睡的四个女儿，悄悄地离开了家。孩子们醒来的时候，才知道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弟弟已经外出打工走了，孩子们哭成一团，只有哭啊哭，没有人来安慰，没有……

每年春节前，孩子会数着日子，盼望在外打工的父母回家，爸爸妈妈会给孩子们带礼物，发红包。小一点的孩子，可以享受躺在妈妈怀里的温暖。全家人短暂的团聚是一家人难得的幸福时光。过年以后，又是一次揪心的、难舍难分的别离。

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村龙潭小学支教时，班上有个女孩叫徐永英。她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平时奶奶照顾他们。她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在乎别人说她没有妈妈。我教她的时候，她平时有些散漫，有时候不洗脸就来上学，还总迟到，学习成绩一般。多数时候上学没有吃早餐，因为一点小事就爱哭。后来，知道她没有吃早餐，我就在下自习课的时候，让她去我家吃点东西。在我教她的那个学期，这个孩子慢慢有了很大改变，我也感觉到了她对我的信任和依赖。她不迟到了，知道干净了，还喜欢上我的语文课，能够及时完成作业，和同学们玩得也很好。

我离开龙潭小学以后，一直和她在QQ上联系。在支教过程中，我的老伴一直陪伴我。我的学生都喊她“刘阿姨”，记不清有多少孩子吃过我老伴做的饭了，孩子们特别是女孩有什么事情都喜欢和她们的“刘阿姨”说，老伴是我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的“贴心人”。几年来，每逢春秋交替，我和老伴都给徐永英转点钱让她买衣服，我们感觉女孩子大了，要穿得漂亮一点，不能让别人感觉到她是个没妈的孩子。今年她参加中考了，希望她能够取得好成绩。

除了留守儿童，还有就是像徐永英一样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我支教的三所学校中，只有油尖小学好一些，龙潭小学和毕节市大方县对江镇元宝村元宝小学单亲家庭的孩子占三分之一，这些单亲+留守的孩子精神状况更堪忧。他们的问题反映在学习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学习动力不足、课堂纪律不好、不能认真完成作业，或者干脆就不写作业，平均成绩低，个别的孩子每科成绩都是个位数。特别是有些孩子非常自卑，不敢回答老师的问题，或者让站起来读课文就哭。对这样的学生，我会让他到前面来，让他自己找平时在一起玩的同学上来和他一起读课文，慢慢地去改变他们。

我的童年是一条缰绳

牵着牛儿走过春秋冬夏

我的童年是一条“赶场（集）”的路

攒够零花钱买一个芭比娃娃

家访可以更加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状况、成长环境，拉近学生和老师的距离。陪孩子们走在放学的路上，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孩子们会给你讲各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那个时候你在他们心中不仅是老师，也是他们的朋友。

在贵州我支教的三所学校中，凡是我带过的班级，每个孩子我都家访过。因为农村学校的生源都是附近几个自然村的，所以全校的学生家住哪里我基本上都知道。

学生的家一般都是两三层的楼房，条件好的进行了室内外装修，还有很多是毛坯房。据学生家长讲，他们把打工挣的钱大部分用在盖房子上了。

走进孩子的家，带给你的是感动、惊讶、震撼。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让我惊讶的是，少数家庭的窘况，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震撼的是，面对生活的艰辛，孩子们依然能够乐观坚强地面对。

“老师，我家太乱了，你不要笑话哟。”这些孩子在我们没有到家之前就和我说。

许多孩子的家是毛坯房，室内很凌乱，没有洗过的锅碗瓢盆随意丢弃在灶台和地上，床上被褥和衣服随便堆在一起，床头散放着书本，墙上贴着孩子的奖状。当然也有一些高年级女生的家还是收拾得干净整洁的，有的女孩有简易的衣柜，在一个角落整齐地摆放着图书，有自己的一个“图书角”，床上放着她喜欢的毛绒玩具。

狗是孩子们最亲密的朋友，孩子们到哪里，狗就跟到哪里，孩子们上学，小狗会跟着孩子到学校，然后再自己跑回家。现在学校都开办了“劳动课”，其实山区的孩子天天都在劳动，放牛、割猪草、春种秋收各种农活孩子们都会干。另外，网络的危害也波及到了山区，一部分孩子整天沉迷于手机里。通过家访，才能了解这些留守儿童的全貌。

有个孩子叫陈长明，我来到油尖小学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和同学的聊天中，得知她爸爸刚刚因为在外地打工期间误服了不明药物去世了。那年陈长明13岁，性格开朗。父亲去世以后，她没有表现出太明显的变化。我想可能是她年龄小，少年不知愁滋味吧。有一年父亲节前夕，学校开展了以“我的爸爸”为题的作文评选活动。陈长明写到：“……现在他去世了，我们想看也看不到了，我现在明白什么是父爱如山了，我知道父亲是因我们而死的，现在我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他对我们的希望。爸爸，很感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身边的亲人一定要好好珍惜，虽然我当初没有珍惜你，谢谢你这些年给我的父爱。”

原来，这个孩子是把对父亲的爱和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年下学期，我到另外一所小学支教。“十一”假期，我又回到油尖小学看看孩子们，专程去了陈长明家住的村子。当时正值苞谷收获的季节，我在她家的山地里见到了她的妈妈。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怀着遗腹子的妈妈将要临产，挺着个大肚子，挑着约斤的苞谷，艰难地走在山路上。一年后，我再一次去了她家，她的妈妈不仅要照顾刚生下的小女孩，还要哄陈长明的弟弟。弟弟身体有残疾，5岁了还不会说话、不能站立。

陈长明的爸爸给这个家庭留下的是5个孩子，一座砖混结构的毛坯房，还有6万元的债务。一个生命定格在36岁的男人，把大山一样的重担卸下后故去。陈长明的妈妈，一个36岁的女人，像当时扛着苞米一样扛起了如同大山一样的担子。

年，陈长明上了中学，还当了班长。因为一直惦记着这个孩子，我专程去学校看望她。她的班主任对她很好，根据她的情况，我决定资助这个孩子。后来接到了陈长明班主任的电话，大约在初二的时候，陈长明就去南方打工了。今年陈长明应该19岁，她已经有3年的打工经历了。

赶场在山区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山里孩子的一件大事，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着大人去赶场，还可以吃点好东西，解解馋。只是各地赶场的时间不同，这里我就说说和孩子们去毕节市大方县对江镇赶场的经历。

从大方县城到对江镇元宝村元宝小学要经过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一条乡道，叫“九道拐”。对江镇就位于“九道拐”起点处较为平缓的地段。对江镇赶场时间是每个星期六，孩子们从家到对江单程距离5到10公里不等。高年级的同学可以结伴去赶场，一路上说说笑笑，特别开心。赶场的日子，每个村里有专门赶场的“黑车”，远点的单程15元，近点的10元。

山里的孩子就是不愁走路，为了省下10元钱的车费，孩子们一般都是去（下坡路）的时候走路，回来的时候坐车，也有的往返都是走路的。和孩子们一起去赶场对我和老伴来说是一种锻炼，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10多里的山路，将近两个小时才能走到。到了集市，我会数数有几个学生。他们一人买一个烤鸡翅，每个6块钱。不大的集市，孩子们一般要来回逛一个多小时，买好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几个孩子会来蹭我的“车费”。

贵州不缺的就是山了，大山也挡住了孩子们走出去的脚步。他们会在路上停下，望着山外的地方，展开想象。

元宝小学虽然离县城只有26公里，不通班车，有少数孩子都四五年级了，还没有去过县城。因为路上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我不大敢带孩子去县城。这几年，只有两三次带几个孩子去县城逛一逛。到了县城以后，每人发点零花钱，请她们吃肯德基、吃火锅，到麝香古镇游玩，住宾馆。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事，对有些孩子来说都是“第一次”。

我的童年是自由飞翔的小鸟

散放的岁月　一群奔跑的娃

我的童年是一条崎岖的山路

每一块石板都刻着我求学的脚步

我支教的三所学校，从学生家到学校最远的距离大约在5公里左右，要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贵州有的地区气候多变，阴雨天多，有时候半个月见不到太阳。孩子们有时没有带雨伞，走到半路下雨的时候，就顶着雨上下学。山区的孩子们真的很能吃苦，有的孩子感冒以后就硬扛着，或者吃两次感冒药就好了。艰苦的生存环境，培养了孩子们坚强的性格，他们像大山中的蒲公英一样，野蛮自由地生长。

邓蝶，是一个11岁的黎族小姑娘，在姐弟6个中排行老大。5个孩子都是刚满月就被奶奶从父母打工的地方抱回老家了，只有最小的老六“小帅哥”是在老家生的。现在6个孩子都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邓蝶的爷爷奶奶60多岁了，都有慢性病，在家里一边种地，一边照看孙子、孙女。令我敬佩的是，老一辈对晚辈的教育很重视。那年，老大、老二读小学。老三因为是聋哑孩子，每周一由奶奶送到县城的特教学校上学，周五再去学校接回来，每周往返车费要60元。老四、老五和“小帅哥”都在幼儿园住校。6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对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是一项不小的开支。

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重视教育，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生活，好的未来。孩子们叫我一声“苑老师”，我不敢怠慢。

支教的日子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因为我不仅要备课讲课，进行家访，熟悉孩子，还要在学校里“修修补补”。我年轻的时候在交通运输企业工作了13年，懂一点水电技术。学校里水电方面出现问题，学校都交给我。刚到油尖小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为学校的大多数教室和学生宿舍更换了节能灯，改造了供水设施。男生洗漱水池原来只有1个水龙头，早上洗漱时，男孩子一窝蜂地挤在那里，后来我给增加到了8个，方便了孩子们用水需要。特别是我刚去元宝小学那年，正赶上学校进行大规模改建，可以说我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天天捣鼓水、电，每天需要给5个大水罐加水，随时修理电器故障，真把我累得够呛。

在支教的几年中，我随身带着理发工具。孩子们一般要到赶场的时候到镇上理发，需要花10块钱，我这点手艺，也算给孩子们办了点实事。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但是我发现，学校硬件设施都具备，最大的问题就是缺老师。

油尖小学在编教师25名，只有1个是本村的，其他老师都在50公里以外的县城住。龙潭小学全校有近名学生，在编老师6名。工作日老师们都住校，周五下午放学后回家，这是山区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山区学校留不住老师？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学校离家太远，拴不住老师的心。

而且很多学校没有专业的音体美老师。油尖小学的音乐课由一位老教师担任。老教师头发花白，他用略带口音和苍老的唱腔领唱一句，孩子们则用稚嫩的声音跟唱一句，一老一小，一来一去，听了让我很感动。

也正因为缺老师，才有许多优秀的青年志愿者来到山区支教。志愿者经过短期培训后，分配到偏远山区学校做支教老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区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有的教学点80名学生，只有1名在编老师，配备了3名支教老师。这些支教老师有的是海归，有的是名校毕业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当然也有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受挫的，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我呢？论年龄超了，论学历，勉强算大专学历吧，为什么我能被支教团队录用呢？我的优势是有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支教6年的经历。另外，他们也招不满志愿者，我就“混”进去了。这几年，贵州省招聘了一万多名“特岗教师”分配到偏远山区的学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学校师资不足的困境。今年国家启动“特岗计划”，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教师，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名。

音体美的支教老师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支教老师中多数是年轻的女老师，这些志愿者多才多艺，为山区的孩子们叩开了通往音乐、体育和美术的大门。

元宝小学有一位来自新疆的支教老师叫徐召伟，在贵州支教16年。年，学校组建了“元宝小学女子足球队”，由徐老师任教练。在他的带领下，元宝女足在年代表贵州省夺得全国“追风计划”西南片区五省的冠军，队员除已录取到中国足球学院的8人外，有9人到重庆市深造，另有多人被大方县城学校以足球特长生录取。因为足球，因为徐老师，女孩子们走出了大山，正在完成自己的大梦想。

孩子们非常期待的一件事，就是“六一”儿童节。我在元宝小学支教时是四年级的班主任，每年“六一”演出的舞蹈，都是孩子们看着视频自己学的，演出服装也是他们自己在网上选的。我们班级演出的节目受到了好评，可以说农村孩子也是天资聪慧的。

生活原本是简单的，是人的欲望把它搞复杂了。走进贵州，我看到了真正的农村，感受到了农村百姓的质朴、勤劳和善良；也了解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还有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坚韧。支教使我的灵魂经历一次洗礼，完成了我从工人、公务员到一名志愿者的蜕变。

我今年已经66周岁了，在5年的支教中，我和老伴克服了水土不服，特别是冬季阴冷潮湿的困难。年底，我还做了一次小的手术，总的感觉是，我收获了很多，这是我人生的财富，我感觉很值。我想说的是，一朝踏上支教路，终生难忘师生情！我想和孩子们一起掰手腕、一起玩老鹰捉小鸡、一起去放牛、一起爬山、一起到小河里玩、一起去赶场、一起迎着朝阳走在上学的路上……

孩子们，我想你们了！

（文中孩子的名字均为化名，本文图片均由苑长武提供。）

作者：苑长武口述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巩淑云整理

监制：王岩编辑：李忆宁